仅用了一天时间，利用“繁简分流”纠纷调解模式，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采取多部门联动对接的办法，与南渡镇司法所、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相关村委联合出动，成功调解一起两次上诉、持续三年之久的土地补偿纠纷案。记者了解到，自2018年市司法局推行“繁简分流”矛盾纠纷调解模式以来，已经调解简易案件7180件，调解成功率增长了11.2%。
事情还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说起。1992年，刘某的父亲将自己承包的1.9亩土地转租给同村同组的沈某耕种，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这1.9亩土地被写在了沈某的绿本上，之后一直由沈某耕种。2016年4月，这块土地因需被征用，沈某、刘某二人对这块土地的征用费产生了争议，村委和镇司法所多次组织调解，双方没有达成统一意见。2016年12月和2018年5月，沈某两次将刘某诉到法院，法院两次均裁定要求双方调解处理。
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接到任务后，迅速启动了“繁简分流”调解模式，委派中心调解员、市土地仲裁方面的特约调解员会同南渡镇司法所长、村委相关负责人，将沈某、刘某双方约到一起，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2018年5月21日，这场特殊的联合调解会开始了。
开始时，双方分歧较大，谁也不肯让步，调解员遂提出“背靠背”调解法，分别与沈某、刘某单独谈话。刘某坚持认为自己应得所有征用费，但愿意适当给沈某一万元左右的补偿。“我当时就和刘某说，你父亲肯将田交给沈某种，证明你们两家关系好。现在你在外办厂，经济条件也不错，一万元的补偿费确实少了一点，沈某两次上诉支付的律师费就8000元了。”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调解员汪荣冰说，他见刘某态度有了一丝转变，立刻采取“主动攻势”，提议让他换位思考。沈某的想法也很简单，他认为自己种了27年田，也没出去打过工，全家就靠这1.9亩田维持生计，刘某提出的一万元补偿实在太少，他不能接受。调解员杨国庆告诉记者，沈某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对法律条规也没什么概念，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欺负老实人”。
在调解员苦口婆心几轮调解后，双方的想法都发生了明显转变，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该1.9亩田的青苗补偿费归沈某所有，土地补偿费双方各分一半。签订调解协议后，沈某和刘某当场握手言和。这起持续了三年之久的土地补偿纠纷，经过多部门的联合调解得到了圆满化解。
“这样成功调解的案例还有很多。‘繁简分流’模式的实施让我们通过多部门合作，实现了纠纷分流、分类处理，让更多简单纠纷通过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等方式得到了有效解决。”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说。
“繁简分流”其实是纠纷调解的一种模式，即科学调配和高效运用审判资源，依法快速审理简单案件，严格规范审理复杂案件，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努力以较小的司法成本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简单来说，就是让矛盾纠纷软化处理、简单处理、高效处理，实现矛盾纠纷不激化、不深化、不恶化。”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多部门联动对接移交在“繁简分流”矛盾纠纷调解模式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市司法局已与市法院、公安、信访、住建等多部门建立了双向对接移交制度，“现在，我们只要通过一张移交单，多部门、多领域的互通就能实施起来。”
据悉，通过联席会、协调会、例会等形式，市司法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市各级调解组织以及矛盾多发行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指导和联系，这样一来，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渠道拓宽了，各类调解工作的无缝对接也就能得以实现。
“除了多部门联动对接，要想‘繁简分流’模式取得实效，中心大平台的建设也十分关键。”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说，“繁简分流”推行以来，市司法局以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为大平台，实现了信息员网络全覆盖，在全市175个行政村全部建立起信息员制度，负责收集社情民意，通过层层报送，进一步落实纠纷信息报送反馈机制、重大社情报告制度等，方便中心及时、准确掌握基层矛盾纠纷的动态和特点。“特别是对历史遗留和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党委政府交办的矛盾纠纷、有关部门委托移交的矛盾纠纷等，我们都会进行定期梳理分析。”工作人员介绍道，按照纠纷性质、积压时间、难易程度和轻重缓急，针对不同的案例，中心会制定最合适的调解预案，为下一步开展调解工作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记者了解到，市司法局还进一步落实和细化重大纠纷的接待受理、分流指派、督办指导等工作环节，通过协调调度、派员参与调解、直接主持调解等方式，加大对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直接调处的力度，先后妥善化解了重大信访案件虞某与市疾控中心疫苗接种纠纷、某高中生意外死亡纠纷、姜某与市三甲医院医患纠纷等一系列复杂疑难案件，并协助相关部门做好进京非访重点人员蒋某、陆某家属等人的稳控工作。
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调解质效，“繁简分流”纠纷调解模式的大力推行，是市司法局创新思路探索出的适合本地实情的“枫桥经验”，走出了一条司法便民的新路子。（邵曦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