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今年80岁，党龄35年。党龄不算太长，但党性无与伦比。

她总是说，首先得做一个好人，然后才能成为优秀党员。

她的确是个好人。一直是个好人。是地方面上公认的好人。

年少时，她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同时，在父亲早亡、母亲在上海帮佣的情况下，独自拉扯弟弟妹妹们长大。

这似乎并不稀奇。毕竟，这只是对自己家人好。

真正的好人，是对他人也一样的好。

她出嫁了。嫁到了一个特穷的村子里特穷的人家——因为扶持家里，她成了大龄青年，在婚姻上失去选择权。在那个时代，这似乎是宿命。但是，她用她一贯的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因此改变了整个村子的命运。

上过高中、当年险些考上大学的她，成了这个村子最有文化的人。

她帮人读信写信，传递人间真情；她帮人立字据做状子，解决太多纠纷；过年的时候，她帮人书写对联；村上有结婚上梁，喜帖都出自她手。为此贡献出多少邮票、信纸、红纸、墨汁，无从计算。那时的夜晚，总是她家那盏煤油灯最亮，又总是最晚才熄灭。

这还不够。看村上一穷二白、多数人目不识丁，她很着急，便大胆地提出要给村上建个小学。几经努力，终于得到上级批准。她和村委负责人到处跑，买砖头、订瓦片；施工的时候，她像男人一样衬小工、打下手。小学建好，全村从此有了全新的希望。

在这个亲手建立起来的村小，她全情投入。她一个人承担起一至三年级的复式教学，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也耗费了大量精力。村上每一个适龄孩子都成了她的学生，而她自己尚年幼的孩子则在门外独自玩泥巴。

因为优秀，通过考试，她转为了公办教师。

因为纯粹，通过考核，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她更加忘我地工作——是真的忘了那个 “我”，一心为别人想，永远有求必应、有难必帮。

看她比以前更累，家人心疼，外人不解。但是她说：“人总归要向着好的去做。是国家给了我做好人的机会，我不能忘本；大家认可我是大好人，那我入了党更要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啊。”

于是，她还是那个认真负责的钱老师。

调到中心小学后，每个清早与黄昏，她带着村上的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上学、放学，像老母鸡护着小鸡仔。从家到学校的那条三华里长的河埂大道上，洒下了一路汗水，也洒下了一路欢笑。

在中心小学，她不但教语文，还要教音乐，负责学校所有的文娱活动。她教书认真，还出了名的有耐心，学生没一个不喜欢她。村上只要有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想念书，她总是先帮人家垫付，不让一个孩子失学。她总是提携年轻老师，一直担着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一职，她很快让给了刚分配来的小年轻……她那满天下的桃李，不仅是大量学生，还有教学上的徒弟。

在村上，她依然充当着党员的标杆。

1991年大水，年已半百的她，坚决要求村里把自己排进值守村上河坝的队伍，整夜都眯不到一会儿。

集镇西边化工园区在夜幕的掩护下将废水偷偷排到丹金溧漕河里，她亲自执笔给环保部门写情况反映。

人口普查来了，她连续四次都被邀请参与协助。她利用空余时间，一户一户地认真核实、如实记录。

村上田亩需要重新登记造册，她又是那个顶着烈日挨家挨户跑的核查员。

镇上的非遗项目需要集资，她二话不说捐了钱。

疫情来了，她又是那个带头捐款的人。

她有一抽屉荣誉证书，但她从来不提；她的党费，从没有因为退休而忘记交，甚至还有好几张“特殊党费”证书……

从当初的“新婶婶”，到后来并一直到现在的“钱老师”，她就从来没有让村上人、乡里人失望过；相反，她总是带给人不同的希望。

她，是我的妈妈。一个永远开朗乐观、热心助人、无私忘我的老共产党员。

她，让我坚信，好人可以做一辈子。

她，让我坚信，好人可以支撑起党组织的威信。

妈妈跟我说，如果自己算是好人的话，那像她这样的好人，在我们身边、在党内有很多很多。不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怎会如此稳定、如此昌盛？

这一点，我相信，我也看到了。

而那个她——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让我坚信。我将始终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